編者按 本文是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鮑震培對聊城大學音樂與舞蹈學院副教授賈振鑫所著的《山東快書發展史考論》的評論，原載2023年2月27日《中國藝術報》。《山東快書發展史考論》一書是聊城市政協支持的重要文史項目，是2021年度聊城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大項目《山東快書發展史》的研究成果。該項目于2021年5月立項（編號GHXM2021005），2022年7月以“優秀”等級結項，2022年12月結項研究成果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結集為《山東快書發展史考論》一書正式出版，在學術界引起良好反響。為此，予以全文轉發。

攀登曲種史研究的理論新高度

——評賈振鑫《山東快書發展史考論》

鮑震培

　　山東快書，是起源于山東的地方傳統曲藝形式，也是華北、東北的主要曲種之一。山東快書以說唱為主，語言節奏性強，不受場地限制，可隨時演出，迅速地反映現實生活，具有獨特的藝術效果。山東快書最早流行于山東、華北、東北各地，新中國成立后發展遍及全國，是在全國范圍內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曲藝形式。

　　2006年5月，“山東快書”經批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引發了理論界對山東快書的更多關注，對于山東快書的研究也不斷取得新的成果。去年底，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聊城大學曲藝藝術研究所所長賈振鑫撰寫的新著《山東快書發展史考論》（以下簡稱《考論》）可謂是新時代曲藝學者細磨深研的藝術學理論新著，開創了中國曲藝曲種史研究的新高度，為曲藝研究尤其是曲種史研究樹立了新的典范。

　　“廣”“通”“深”“新”的寫作特點

　　《考論》通過長期田野調查及文獻梳理，考證了山東快書源頭，梳理了山東快書發展脈絡，分析了山東快書發展規律，展示了山東快書主要發展成就，對山東快書的表現形式、藝術本質、藝術特征、文化價值及起源、“武老二”時期的民間發展道路、走向全國創輝煌、藝術流派、再攀高峰的一波三折、新世紀的新發展、創新發展路徑等，進行了系統研究。

　　就其整體寫作的獨到之處來講，《考論》具有“廣”“通”“深”“新”的寫作特點：所謂“廣”是指見識學識廣博，理論視野廣大，論述視角多元。《考論》站在曲藝傳承衍變和時代發展的高度，不斷發現和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美學精神和藝術魅力，回答曲藝興衰的根本問題。“通”是既指理論通透，運用藝術原理、藝術傳播、文化生態理論等解讀，又指打通古今，《考論》從明朝萬歷“劉茂基創始說”一直到當前的山東快書進校園等傳承態勢一一進行解讀。“深”是指研究觸角深入，學術功力深厚。《考論》深入鄉鎮村落舞臺后臺調研，深入挖掘縣志家譜檔案等文獻資料等，發前人所未見，得前人所未得之論。“新”指運用新方法、尋找到新發現，補充了新資料、提出了新觀點，撰寫了新篇章、達到了新高度。

　　治曲種史的重要貢獻

　　中國曲藝是各地曲種所構成的，現存的300多個曲種（按保守計算）是曲藝的生命，而曲種的延續和發展、曲種的式微或衰亡，關系到中國曲藝的未來走向。

　　從治曲藝史的角度看，有曲藝通史（包括通志、斷代史）、地方曲藝史（包括曲藝志）和曲種史三種寫法，就研究現狀來說，曲藝通史著述略強于其他兩種；而地方曲藝史因為有大型曲藝志的出版，亦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但是曲種史的研究至今仍十分薄弱。

　　山東快書是流行全國的影響力很大的曲種，雖然歷史不長，但民間性很強，歷史上少有確切記載的信史資料，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賈振鑫本著弘揚傳統文化的使命與擔當，迎難而上，不辭辛苦，為山東快書苦心孤詣，秉燭八載，漸明頓悟，冷暖自知，其情緣之深、情懷之大及其上下搜求的探索精神令吾輩欽佩。

　　《考論》是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更上一層樓”的踔厲登攀，經過一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表及里、推陳出新的認真考量和辯證論述之心血結晶，作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優秀科研成果，不惟為山東快書研究提振，而且為中國曲藝研究提振。

　　新見疊出的理論開拓

　　于筆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還屬《考論》在理論上的開拓。首先是《考論》對山東快書溯源有新發現，得出新結論。

　　治曲種史最重要的環節之一，是要搞清楚曲種來源，包括發源地、發祥地、來源形式、萌芽源頭及形式、形成時間、代表人物及其所起作用等，對于多種來源比較復雜的曲種要進行田野和文獻的雙重考察等，而這些恰恰是賈振鑫工作的重點。

　　他采取了多重論證的方法，對于前人研究中存在的多種說法，并不輕易否定，而是一一進行深入調研。比起前人的研究，他擴大的田野作業的范圍，像一個執著努力的獵人，搜索著每一位前輩藝人的腳印、山東快書演出過的蹤跡；又像一位目光敏銳的偵探，翻閱每一份地方檔案，不放過一個疑點，一個一個地落實觀察對象的變化軌跡。

　　對于之前快書界提出的“劉茂基創始說”“傅漢章創始說”“趙大桅創始說”“綜合創始人說”，他并沒有輕易否定哪種說法。“劉茂基創始說”把山東快書的歷史提前到了明代，雖然這一說法嚴重缺乏史料的支撐而不采信，但是仍沒有被一棒子打死，他認為此說至少啟示我們：“明朝萬歷年間由《水滸傳》而來的民間說唱版本的‘武老二’已經在臨清一帶傳播、萌芽，這也為李長清等‘以臨清當地廣為流行的好漢武松故事’編撰或記錄鼓詞版《武松傳》找到了一個來源依據。”這樣的分析合情合理。對于快書界比較認同的“傅漢章創始說”，他首先首肯前輩學人所做的推進工作，然后對李長清、傅漢章所在地行政村進行了實地調研，查閱李氏、傅氏家譜發現“李善清”與“傅秉章”兩個具有高度吻合度的人名，基本可以斷定此二人即是“傅漢章創始說”中的“李長清、傅漢章” 。

　　這一新材料的發現無疑是“傅漢章創始說”強有力的佐證。

　　其次是重視和總結曲藝民間性與平視性特點。賈振鑫是熟悉基層曲藝藝術實踐“在場”的學者，在多年對曲藝藝術的考察研究中得出重要的見解：民間性是曲藝的“根”和“魂”。曲藝民間性的生成源自廣大人民勞動、生活的民間厚土孕育，是勞動人民表現社會實踐內容、思想愿望、情感需求引發的信息交流活動催生的。

　　他提出了民間性呈現的平視性理論，即指曲藝文本及表演創作乃至創新發展的基點保持在和觀眾平等的視角，不僅曲藝的表現內容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故事，而且曲藝表演要與群眾打成一片，甚至曲藝“勸人方”功能的實施，也不是“高臺教化”的勸導，而是在努力追求與觀眾平等化的傾向中得以實施的。據此，《考論》對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紅皮本《山東快書武松傳》進行了批評，認為此版本過于文人化的主觀表達，忽略了山東快書的口語化、趣味化、交流性的特點，并因此影響到演出實踐的推廣、應用，指出今后在整理加工傳統書目時要引以為戒。

　　平視性理論還體現為敘事思維，保持與普通百姓的平視，往往站在百姓視角進行藝術解讀。《武松傳》的“開臉”，楊星華“紅色武老二”的編演，《一車高粱米》等均有運用這一理論視角的分析和評價。與平視性相關的，還有大眾性、區域性、可演性等，都可以歸入曲藝民間性的理論框架中，曲藝的民間化與文人化之間存在著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從山東快書大師高元鈞等人消滅“葷口”論述，以堅持民間性來平衡雅俗對立，避免“雅不可及”和“俗不可耐”，并確立現代曲藝親民性、藝術性等價值，提高到曲藝可持續性發展的高度來認識。

　　《考論》既“厚古”又“重今”，除了考證起源諸說之外，還把新中國成立后山東快書的歷史發展作為全書的重點亮色，論述了“紅色武老二”的創新發展、山東快書經典作品《一車高粱米》的誕生以及“說新唱新”的里程碑意義、高楊于“三派鼎立”以及各自的風格特點和傳承脈絡，其資料切實完備，論據充分全面，在明確流派藝術為曲種藝術高峰體現的意義上，細膩的分析與精彩的論述使《考論》獲得“梁柱”般的支撐。其他如對山東快書“長于歌頌”的優勢定位判斷，不但要有“勸人方”還要有“逗你玩”，進而豐厚山東快書審美層次的見解，對作品創新的呼喚，對建立山東快書創作、表演、研究隊伍的回顧、反思和展望等等，《考論》不囿于現有說法，敢于突破傳統理念，每每提出創見，新意盎然，給人以思索和啟迪。（作者系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